收到传票的时候,周叙川正在公司开管理层会议。
消息是三天后律师告诉我的。
传票由法院依法送到公司注册地址,前台登记了案由,事情没公开,还是在管理层中传开了。
当天晚上,周叙川约我参加庭前调解。
进调解室的时候,他已经坐在里面,面前放着一杯没动过的咖啡。
而我的位置上,是一杯温水。
我胃不好,开会从来不碰咖啡,他记了很多年。
拉开椅子,我没碰那杯水。
调解员核对完身份,问双方有没有和解意愿。
周叙川先递过来一份方案。
他愿意支付300万,承担全部诉讼费用,撤销对录音保密的要求,还会以个人名义向学校捐赠校车安全设备。
条件只有一个。
不在法律文件里确认,他对安安的死亡具有因果责任。
“钱可以再谈。”
“我不是逃避。”
他把方案往我面前推了推。
“我会照顾你以后的生活。”
“该做的事,我也会做完。”
“该做的事,包括承认21秒吗?”
周叙川的手压在方案上。
“我承认听见了。”
“然后呢?”
“我判断失误。”
调解室里安静了好一阵。
我拿起温水,杯壁的热度贴着手指,却没有喝。
他终于承认听见了。
一个月前,我要是听见这句话,大概会崩溃,也可能真的会动摇。
可方案最后一页,依旧要求我接受其行为与损害结果不存在直接因果关系。
“你肯认错。”
我把水杯放回桌面。
“但只认不需要负责的错。”